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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当今，贪腐案子，十之八九有亲属的影子。亲属多人涉案、家人先后坐牢，并非鲜见。
　　这应引起高度注意。
　　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写过一篇《训俭示康》，告诫儿孙崇尚节俭，老实做人。有云，“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，枉道速祸；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，败家丧身；是以居官必贿，居乡必盗。”司马光心如明镜，深知官员致命的软肋在哪里，严防死守，不越雷池一步。
　　像司马光这样有见识且极其重视家教的高官是很多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诫子、诫兄、诫侄等等家书，俯拾皆是，大都是要求家人，不要仰仗权门背景，目无纲纪，为所欲为，而要注重修为，谨言慎行。
　　但可惜，事有另外一端：一人为官，举家皆贪。一方面，在官员看来，混个一官半职，帮兄助弟、扶儿携侄，乃是人之常情。如果不给自己的家里人捞些好处，实不甘心。另一方面，在官员亲属看来，难得有个有职有权的家里人，签章盖戳，举手之劳，何乐不为？不充分利用，岂不枉费了大好资源。
　　这种想法好像合乎逻辑，屡试不爽，因此在浑然不觉中就一起跳进陷阱——“亲情的陷阱”。
　　相信因贪腐而败家的各色人等，该是后悔不迭。故事至此，似乎平淡无奇，结论也不出所料。但亲情面前，有的人就是利令智昏，拦都拦不住。真正让人感慨不已的是，自己和家人搬到大牢里才明白，不是国家法律和谁过不去，而是你的“亲情”害了你。
　　亲属之间本无意彼此加害，相互帮衬反倒害人害己，这是为什么？麻烦正出在这个不无道理的理由上。因为，社会公理是，拥有权力的同时，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正如获得成功必须付出努力甚至代价。越是高官就越应该有所约束，越是有权就越要受到监督。
　　亲人之间互相帮助，天经地义，领导干部也不应该例外。问题是帮什么、怎么帮。
　　很喜欢劝谕兄弟的文字，如《诗经》的《棠棣》，杜甫的《忆弟二首》，但最感动的，还是曾国藩对弟弟们的教诲。虽然他政务繁忙，但还是用相当多的时间关心弟弟们的学业，以至不惮辛苦，亲加批阅。这才是真爱，真帮；爱到了心里，帮到了点上。所以，曾氏一门，人才不少，惹祸的不多，这和家教家风不无关系。
　　有一种情形，不知是否注意了，与“一家子贪墨”相反的是，更有几代人奉公守法的大家族。中央纪委网站介绍的郑氏家族，其家规要求，为官必清。从宋元到明清，173人为官，有的官至礼部尚书，没有一人因贪墨而罢官。
　　即使在今天，干部家庭也有很多好样的，比如，焦裕禄、孔繁森、谷文昌等，不仅个人品德情操好，家属子女也行得正、走得直。
　　以往认为，应该把家事和公事截然分开，这不错。工作上，当然要公私分明；但要做到这一点，恰恰应该对家事保持清醒，不要被亲情蒙住了眼睛，蒙蔽了心灵。治国和齐家，有时就是联系密切：配偶打旗号，儿女耍蛮横，兄弟搞特殊，连襟走门子，这些都缘于岗位和职位，缘于对权力的态度。领导干部自己是非不分，对家人一味纵容，任由徇私枉法，那么，祸患一定会不请自来。
　　有个“杨震暮夜却金”的故事。杨震是个清官，对给子孙留遗产的事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。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。”反过来想，也是如此：古来因贪墨而福及子孙的，几希；家败人亡的，倒比比皆是。（米博华）